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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有1700多万视障人群，几乎每分钟便会有一人失明，推拿是他们所从事的第一大职业，在一些城市，推拿占据视障人群就业岗位的比例甚至高达96%。
与此同时，走出推拿店成为很多视障人士跨入社会后最大的挣扎。走不出去，仍旧与世隔绝;走出去，也许面临失业，但也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挤地铁上班，拥有一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幸福。
“人工智能能否将现今世界改造成一个无障碍世界?”这是三年前《奇葩说》视障辩手蔡聪与IBM院士、盲人女科学家对话的主题。现在，人工智能已经为视障人群打通了一条通向新职业的“盲道”——AI数据标注，尽管还很狭窄。
蔡聪，《奇葩说》视频截图
而且，越来越多的视障学生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大学接受融合教育，今年安徽唯一全盲考生昂子喻考得635分，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。但对于他们来说，更大的考验仍在后面，能否找到一份融入社会的主流职业，在挑战着他们的未来。希望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，让他们获得更大的职业空间。
一、推拿 最狭窄的就业道路
蔡聪是一名非视觉摄影师，他用镜头记录了一群无所不能的盲人朋友，有爬雪山穿戈壁的环球旅行家，有第一位盲人化妆师，有出演电影《推拿》的“影帝”，更有两位从事AI数据标注的朋友。
OPPO影展——蔡聪和他的盲人朋友们
其中一位是新手妈妈李娜，另一位人称“傅老板”，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的“灵魂人物”傅高山。傅高山带领视障人群从推拿店走出去，共同开辟了广播新媒体、速录、呼叫中心、AI数据标注等新职业，所以他更喜欢自称是“融合加速器”。
傅高山的眼镜由放大镜做成
“反正以后只能做推拿”
“有一次，一个酒醉的客人突然对我动手动脚，嘴里嚷着‘睡觉’，吓得我一口气跑到前台。”那一次经历，让李娜下定决心离开推拿店。
即便她为这门手艺付出过艰辛，十几岁时便独自从兰州来到青岛，考入了全国唯一的视障人群普通高中——青岛市盲校，后来她又考进设有特教学院、招收优秀残疾人高中毕业生的长春大学，专业只开放针灸按摩和音乐，她别无选择。
另一位“一加一”元老员工顾子豪，因为早产住暖箱时失去了视力。从小，父亲跟他说，没必要上什么学，到18岁拿个低保就行，母亲倒是给他指了一条路——学推拿。
“反正以后都要做推拿，读什么书”“反正看不见，没有必要留长发、穿裙子”，这是很多父母从小给盲童灌输的理念。
电影《推拿》剧照 图源/豆瓣电影
个子矮小的顾子豪不合适做推拿，临近毕业时，他到一个中医推拿室实习，给一位老师按摩时，甭管他使尽全身解数，按到颈椎病发作，胃里翻江倒海，老师还是冷冷的一句“没感觉”。这是他与推拿绝缘的开始。
如今，顾子豪不需要靠低保，拿着四五千元的月薪，在大上海养活了自己。
顾子豪
如今，李娜成长为一位优秀的视障人群新职业研发师，同时也是一位2岁男孩的妈妈，人生多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她摸索着松紧，让儿子穿纸尿裤更舒服。等儿子会跑了，她就给他戴上铃铛，方便“听”到儿子。
“儿子现在对于我看不到这件事还没有意识，等他长大以后，我会很坦然地和他说这件事。就像有的妈妈有这样的特点，有的妈妈有那样的特点一样，看不到只是我的一个特点而已。”李娜的脸上洋溢着满足而自信的笑容，同事称之为“御姐范儿”。
非视觉摄影师蔡聪镜头下的李娜与儿子，图源/OPPO
“我要让他们走出推拿店”
新媒体、速录、呼叫中心、AI数据标注，傅高山带领团队探索的新职业，都是盲校里不会教的专业，一切从零开始培训，教会他们追逐时代的脚步。
盲校除了推拿、音乐不教其他生存技能，即便有固定收入，但视障人士仍旧没法办信用卡或申请房贷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视障人群都面临着被主流社会过度“隔离保护”的问题。
“卖惨被消费很容易获得资源，但赢不来社会的信任。”傅高山说，“视障群体不是没有工作可做，推拿也可以做，但待在那里仍旧与社会隔离，与其说是谋一份新差事，不如说我们在一次次打破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想象。”
走到任何一个盲人推拿店里，大家都知道中国之声“残疾人之友”节目，这是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从2007年开始做的广播节目，后来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延伸，但这是一个只能用于倡导而无变现能力的平台，唯一可变现的是音频后期制作，为喜马拉雅等平台的主播剪辑音频。
“残疾人之友”火了之后，最高峰时需要4人全职接听听众的来电咨询，这让傅高山他们萌生了做呼叫中心的念头。但实际上，困难重重。傅高山不愿意接营销类的呼出业务，他曾经参观过一家保险公司的上海呼叫中心，2万人座席，流动率300%，如此高的流动率并不适合本就艰难转型的视障人群。而连接数据库的呼入办理业务又不适合视障人群，等这头的视障客服一行行听完数据库，那头的客户早就不耐烦了。然而，呼出营销和呼入办理却是呼叫中心最大的两块业务，缺少这两块业务，傅高山他们的呼叫中心陷入了困境当中。
于是，傅高山又带领重度肢体障碍者转型做图像数据标注。以前这个群体从事网络“水军”工作，层层外包下，一天只有十几元的收入，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是不正当的工作。转型从事图像数据标注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职业的蜕变。
深耕图像标注两年后，傅高山知晓了语音数据标注，于是便与小米音箱团队建立了合作。
小爱同学的背后，是由视障者在训练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傅高山都犹豫着不敢曝光，他害怕这会遭致新的社会偏见。
二、“新生” 最宽容的办公室
少有亮起的屏幕，不见踪影的鼠标，飞快跳动的键盘，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，十几个视障人士戴着耳机，里面一会儿传来人与智能音箱的对话，一会儿传来读屏软件播报“黑屏”上的文字，语速数倍于常人。他们每个人每天需要处理700到1500条智能音箱语音数据标注。
有人侧耳专注倾听，眼前是黑屏。有人无限凑近屏幕，眼前是三号字体。有人面部重度烧伤，却并不会用帽子、围巾、眼镜遮掩。午餐时间，他们或打开外卖App点餐热烈讨论着吃什么，或揣着饭盒摸着墙壁到微波炉旁热饭，除了窗户边的盲杖，一切似乎和普通办公室的午休时光没有差别。这里是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上海视障团队，这里是小米智能音箱小爱同学一支特殊的AI数据标注团队，这里是最宽容的办公室。
“投简历时，我都不知道AI是什么”
疫情期间，盲人按摩店纷纷关店，傅高山邮箱里便塞满了简历，供求比例甚至达到15：1。AI数据标注团队逆势扩张，傅高山欣喜中带着担忧。
“在投简历时，我甚至不知道AI是什么。”虽然大部分求职者都坦言，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，但在傅高山看来，团队可以自筹资金帮新成员培训，也不会去“扒皮”他们微薄的工资。
迟浩宇和马薇就在今年2月这个最难找工作的时间点，入职一加一小爱同学语音数据标注团队。
从八九岁开始学钢琴的迟浩宇，早已认识到，未来很难靠钢琴“吃饭”，他尝试过钢琴陪练这一新职业，但为了打消家长的不信任，他往往是免费服务。
马薇患有先天性白内障，标注时她会将电脑屏幕的字号调到小三号字，眼睛几乎贴着屏幕才能看清，久而久之，她会感觉到颈椎劳累。但是，她的内心却是放松的。
“我们是不是还得给你配个助理?”面试官的这句话一直印在她心里，虽然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是她简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虽然在求职时也特别坚持自己前往，不需要任何人陪同，以此证明自己的独立出行能力，但辗转康复中心、社区，都没有人愿意接纳她。
“每一份新工作都是新生”
李娜说，离开推拿店，来到一加一，是一次新生。
从呼叫中心到AI数据标注，李娜都担起了新职业研发的职责，每项新职业测试，她都亲力亲为，其中的重点之一，就是无障碍系统的测试与改造。
“一般我们会遇到几类问题：读屏软件读不出、读不好或者应用性不好。例如，按钮上的文字读不出，读成‘按钮’、‘按钮’;或者无法用快捷键选取整段中的局部。”不麻烦甲方是李娜她们的原则，因为不被信任，是她们习以为常的苦头。
她们团队曾经服务过一个连锁女性美容中心的业务，视障员工比非残障员工的业绩要好两到三倍，但当甲方公司现场视察以后，便发来一封邮件中止合作。
在视障人士从事呼叫中心、AI数据标注等工作时，碰到的头等难题是错别字。
原来，盲文只有“音”没有“形”，同音不同形的汉字，在盲文中是同样的表示。“读屏软件在选择文字时，会组词来阅读，例如，‘木子的李’、‘婀娜的娜’。但盲人不知道汉字的写法，不知道什么是‘木子李’，因此我们会对常见的词语、姓氏等进行强化训练。”李娜说道。
图源/Pixabay
有一次，傅高山被同事发给甲方的一封邮件逗乐了，邮件中写道：“脱了这么久，实在抱歉!”视障同事将“拖”字写成了“脱”。
视障人群的强烈自尊心，驱使他们更专注于工作。比起“数字富士康”，甚至更差的AI数据标注小作坊，视障团队人员更稳定，标注质量也更高。
夜幕里，他们将手搭在前一位同事的肩上，由弱视同事带路，串成一串，在欢声笑语中走回宿舍。
为了能像正常人一般朝九晚五上下班，有些弱视同事还选择自己出钱到外面租房子住。挤地铁、公交，对他们来说，也是一种幸福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IT时报(ID：vittimes)，作者：孙妍、钱奕昀
关键词： 智能音箱
